每經記者｜張蕊    每經編輯｜廖丹    

近日，在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，財經、財經智庫承辦的第九屆“青島？中國財富論壇”上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以《消費回歸為政策目標之首》為題發(fā)表主旨演講。

蔡昉表示，家庭的消費行為決定了消費和儲蓄的走向，也決定了對實體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和引導。目前中國經濟遇到了來自需求側的新常態(tài)，需求側因素特別是消費已成為影響經濟的重要常態(tài)化因素。

在他看來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消費，把錢發(fā)到居民的腰包里能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，可以更直接地應對經濟堵點和短板。

招工難和求職難并存

蔡昉還建議，要重視戶籍制度改革對刺激消費的作用。以目前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來看，由于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擔憂，導致其消費能力被抑制了約23%，通過戶籍制度改革，可以有效釋放農民工群體的消費意愿，“這個總額度可以高達萬億級。”

在演講中，蔡昉提到，過去三年中國的城鎮(zhèn)失業(yè)率在絕大多數時間里一直處于自然失業(yè)率之上，也就是說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(yè)，失業(yè)導致收入減少，使得經濟在該復蘇的時候遭遇到“磁滯效應”。“簡單地說，就是當沖擊過去以后，在經濟應該恢復到常規(guī)狀態(tài)的時候，卻回不到過去的常態(tài)上去，停留在復蘇乏力的狀態(tài)。”

論壇期間，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圍繞就業(yè)問題向蔡昉提問：剛剛您演講時也提到“失業(yè)數據顯示磁滯效應”，想請您談談青年人的失業(yè)問題，一方面我們看到青年人的失業(yè)率持續(xù)走高，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企業(yè)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，您覺得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什么原因？

對此，蔡昉表示，這可能還是需要調查具體的原因，宏觀地來講，大家也都談得比較多了，其實說穿了經濟活動已經恢復了，還有失業(yè)，說明主要還是結構性的失業(yè)，是技能的供需之間不匹配，那就要看看畢業(yè)生的能力是什么，企業(yè)需要的技能是什么，理論上來講就是這樣。“任何時候招工難和求職難都是并存的，得看看到底企業(yè)需要什么，畢業(yè)生能提供什么，我覺得最可能的情況是：畢業(yè)生的能力不是企業(yè)所需要的。”

近7年可能機會也最多

此前有專家撰文指出，今后到2030年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(yè)形勢最嚴峻的時期，您怎么看？

對此，蔡昉對每經記者表示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永遠都存在，但是疫情之后我們確實遇到了一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(tài)。其中，從勞動力市場上看，就業(yè)的結構性矛盾可能會加大，就意味著自然失業(yè)率可能會提升，比如從原來的5.1%提高到5.3%、5.4%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所以勞動力市場常態(tài)處在更高的失業(yè)率上是可能的。不過目前只是一種分析判斷而已。

“反過來說，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也可能成為機會最多的時候。”蔡昉表示，新的人工智能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提高生產率，所以這時候就要做好再分配，讓那些轉崗甚至失業(yè)的人員也有生活保障和社會保障。未來，我們不能指望一種所有人永遠處在充分就業(yè)的滿負荷和超負荷運轉狀態(tài)。

“發(fā)展人工智能、發(fā)展數字經濟就是為了提高生產率，但提高生產率的目的是把人給淘汰掉，還是把人解放出來，這是不同的理念。”他進一步表示，要把人解放出來，就要有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體系來支持，允許勞動者有一段時間休整，有一段時間再學習，然后實現再就業(yè)。

提及“現在人工智能給人尤其像一些白領帶來的威脅還是挺大的”，蔡昉表示，這不是個人能夠把握的，我們也不能完全指望企業(yè)的創(chuàng)新向善動機，社會責任也不可能支配所有的企業(yè)行為，所以最終是要靠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。“因為生產率提高意味著社會財富充分涌流，如果在淘汰掉勞動者的同時沒有良好的社會保障，就會導致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越來越大，那和我們的共同富裕目標也不相符。”